汪嵩：从小国内这种足球的体制，让球员可能功利性更强了

前国脚汪嵩接受了《界外编辑部》的采访，以下为《界外编辑部》采访全文。

当我们见到这位传奇时，发现他并不沉浸于这所谓的“传奇”中，因此在被问到如何延续这“传奇”时，汪嵩只是云淡风轻地说：“老生常谈，自律。”

“我对自己每一天的训练要求得比较苛刻，生活各方面，包括饮食这些。我不喜欢吃火锅，碳酸饮料一年最多也就喝一瓶，可能有些时候实在渴了会喝一点点。我的自律，可能源于我对很多食物本来就不是很喜爱。”

说这话时，汪嵩像一个于市井之中修炼的高人，语气中带着一股子仙气。

没错，仙这个字，形容他已经再合适不过——41岁，场均12000米的跑动距离，在足球世界里原本矛盾的数据，在汪嵩身上实现了统一。

无怪球迷们要给他送上一个绰号：“中国足球活化石。”

但是，这样一位活化石，竟然曾经差一点点就无缘职业足坛。

汪嵩走上足球的道路，是因为他的爷爷。

4岁那年，爷爷给他在兴黔足球学校报了名，但学球的目的并非是成名成家，而仅仅是为了能让自己的孙子有一副强健的体魄。

或许正是爷爷的这个简单的期许，给汪嵩的足球生涯种下了一颗纯粹的种子。但刚一接触足球，一种直觉就涌上了汪嵩还不算成熟的心头：

“我这辈子是属于足球的了。”

在1995年的贝贝杯少儿足球赛上，汪嵩一战成名，狂进11粒进球，被当时的上海东方明珠体校选中，从贵州踢到了上海。

“我其实从小在贵阳的时候还是很顺的，进入小学以后，我踢球的天赋和水平就出类拔萃了。这个也不用谦虚，因为不出类拔萃，你很难从我们那个地区脱颖而出的。”

到了上海，汪嵩每一场比赛都是队里的绝对主力，直到一件事情的发生，改变了汪嵩在体校的命运。

“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体校的老师看见我父亲个子不高，不到一米七……”

看到汪嵩的父亲后，老师就跟他说，你很难长上一米七，你长不上一米七，除非你像马拉多纳一样出色，要不学校没办法培养你……

“这就是当时中国足球选材的误区。”

这次对话后，汪嵩就被从主力的位置上换了下来，甚至连比赛名单都进不去了。

“我当时很消沉，我学会了喝啤酒，跟着老大哥去学校操场捡烟屁股。”

将近三十年后，汪嵩用两个字来形容当时的状态——颓废。当时他跟家里人说，要不就不踢球了，在上海就地上个高中和大学。纵然是回忆起这人生的至暗时刻，汪嵩还不忘在结尾打趣一句：“也许按照这样的轨迹，我现在在上海可能有三四套房了。”

很遗憾，命运没有给汪嵩在上海做包租公的机会，因为就在这个紧要关头，一位贵人出现了。

整个90年代的甲A联赛，有几个名字是绝对绕不过去的，黎兵就是其中之一。而黎兵和汪嵩都是贵阳人。

1998年春节，籍籍无名的汪嵩回到了老家，家喻户晓的黎兵也回到了老家。黎兵听说有一群贵阳的孩子在外踢球，就趁着过年这群孩子都在家的时候，组织了一场比赛，汪嵩去了，被黎兵一眼相中，将他带到了四川全兴梯队。

“那个年代山哥（黎兵）是家喻户晓的球星，也是我们贵州足球的骄傲。”

正在足球之路上徘徊的小将汪嵩，把黎兵视作自己的偶像，但让他大受震撼的是，这位偶像竟然如此平易近人——“他经常给我装备，衣服、鞋子……那个时候我们能穿上各大名牌的装备真是很厉害的，他还会带我到家里吃饭，生活在他家里，跟他一起学英语……”

除了生活上的照料，黎兵更是对汪嵩的球技进行了细致的点拨，教他如何头球，如何跑位，如何判断落点。汪嵩也用自己的努力回报着这份老大哥的期待。

“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，就是觉得不能给黎兵丢脸。”

1999年，不想给黎兵丢脸的汪嵩，进入了四川全兴的一线队。

一年前因为踢不上球而陷入颓废的少年，一年后成了16岁就进入职业队的希望之星。

命运有时候是那样蛮不讲理，有时候却又显得温情脉脉。

作为现役球员中，唯一一位踢过甲A的人，汪嵩对于职业足球给自己带来的东西，感触颇深。

从全民足球热的甲A，到无人问津的中超，从金元足球爆炸时的风起云涌，到地产足球崩盘后的满目疮痍。

“其实以前也有寒冬的，我经历过，只是现在又来寒冬了。”

经历了，享受了，也看惯了，云卷云舒，花开花落。

刚上四川一线队的时候，汪嵩一个月的月薪是900块。但每参加一场比赛，会有个一两万的赢球奖金，后面参加的比赛多了，一年下来二三十万收入没问题。

世纪之初的二三十万，还是叫做钱的。

但没多久，随着联赛为02年世界杯让路，再加上各种派系的建立，各种操作的不规范，整个职业环境迅速恶化。虽然汪嵩的月薪从一开始的900涨到了3000，从3000又涨到了6000，从6000涨到了15000，但从总收入来看，似乎与他刚刚登上职业赛场时差不太多。

即使如此，当有人趁着水浑想摸鱼，给汪嵩打电话说给他几十万让他踢场假球，他还是拒绝了。

“当时年龄还小……没想到会找到我。”

“我和父亲沟通了一下，我父亲也斩钉截铁地跟我说，确实是不能去做。如果我那个时候参与这个事情，我后面的足球路就不会走得这么纯粹了。”

讽刺的是，这位拒绝了假球的球员，一度被国字号教练和媒体描绘成了一个“为国家队踢比赛想要奖金”的人，甚至将汪嵩以及王赟等四名83届国青队员命名为“拜金四少”。

好在汪嵩用漫长的职业生涯和竞技状态，为自己洗刷了冤屈。

2010年，汪嵩离开了效力十几年的四川，原因是那位将他形容为“拜金少年”的教练来到了四川。

走出西南后，汪嵩的收入开始水涨船高，50万，100万，300万。

2017年，正为金元足球砸得红了眼的苏宁，找到了汪嵩，希望他能为江苏队补强一下中场。苏宁给汪嵩开出的薪水为900万。

4年后，苏宁在一片唏嘘中解散。曾经许诺的高薪成为了一张张废纸和无人接听的电话。中超冠军集体讨薪也成为了世界足坛的一个笑柄。

尽管苏宁解散时，汪嵩已经离开，但他还是被欠了一些薪水，严格意义上说是几十万的税款，因为他跟苏宁当时签的是税后工资，苏宁并没有给他交税。

“后来我也没想去追讨他们，我想，反正也挣了他们不少钱，就当少挣50万吧！我心态很好的。”

汪嵩说，自从收入没有以前那么好，他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也都降级了，但作为经历了几波潮起潮落的老球员，他很坦然地接受了现实。

“钱多的时候有多的用法，少的时候也有少的用法。”

当然，这不是说汪嵩已经达到了无欲无求的境界，他觉得自己只是比较容易满足：“有些人追求10分才能到达幸福感，我5分、3分就能达到，所以我的幸福指数还是蛮高的。”

但经历过这么多，汪嵩始终认为金元足球并不是罪恶的根本。他觉得如果足球没有金元支撑，就肯定达不到一定的高度。

“只是说我们当时没有把基础铺好，所有人都看到一个金字塔尖，但没有把底下的基础打好，导致最后整个崩盘。”

上赛季，汪嵩在南通支云度过了自己的40岁生日，球队特意为这个“中超活化石”举办了一场生日会。

汪嵩哭了。

他说能成为一个40岁还在踢球的球员，是无比幸福的。

“40岁很多球员都去当教练了，或者是已经重新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状态，但是我还是以球员身份和大家一起过生日，我觉得很感慨。”

其实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衡量，汪嵩都不像是那个会成为足坛常青树的球员。论体能，他曾经是严重的“体能困难户”，体测对他来说从来不像队友那般轻松；论身体，他也不够强壮，黎兵曾经断言，他最多踢到三十一二岁。

“可想而知小时候我的身体素质是非常差的，连黎兵指导都会觉得我不可能踢到这个年龄。”

事实却是，他41岁了，还在踢。

“可能是这么多年一直持之以恒的训练态度和训练要求，一点点的提高，然后就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面。”

不过汪嵩也没有一味地散播“正能量”：“客观说，这个也和自己效力的俱乐部有关系。另外现在我们的年轻队员肯定是下滑了。”

而除了竞技能力的保持，能让汪嵩坚持到现在的，还有一点——快乐。

“我觉得我就是为足球场而生的，我不知道我不踢球了能干什么，干什么会快乐。”

“但我踢球是很快乐的。”

在与汪嵩的交谈中，快乐是他提到的频率最多的词语。

当年，日本名帅冈田武史卸任浙江队教练一职后，在总结中国球员的特点时，说中国球员身上看不到踢球的快乐，他们可能更多是把踢球当做一种工作或者说任务。

对于这个观点，汪嵩是认同的。在此基础上，他更深入地认为这可能是一种社会原因。“从小国内这种足球的体制，可能让球员可能功利性更强了，被动性也更强……”

不过话锋一转：“我是主动性更强一些，所以说我能体会到冈田武史所说的快乐。”

“你看在外面的场地踢野球的人，他们的快乐就是很纯粹，就是在球场上，一大堆男人追逐着一个皮球。”

“同样的，对于我来说，一年挣1000万和现在一年挣10万是一个样的。我还能从事足球这个工作，这种是最好的感觉。”

新的赛季，汪嵩回到了中甲球队河北功夫，他说这里更能让他感到家庭的温暖。虽然钱不多，但能给予他的远比金钱多得多。

“像我这样年龄的队员，很多球队是不会考虑的，但因为我和这支球队有之前的一个感情基础，再加上他们对我的竞技状态和竞技能力也是给予肯定的。”

“我希望在有限的职业生涯里面，能和这支球队一起冲上中超的平台，这就是我的愿望。”

对于未来，汪嵩并没有明确的打算，他觉得以他目前的身体情况，再踢3年应该问题不大。但他并不想为什么所谓的纪录或者数据去训练比赛。

“我希望我在场上能更有竞技的作用，不是去刷数据去混日子，我在场上一定是需要有竞技能力的。”

“所以顶级联赛出场纪录对我来说，不用刻意去追寻，如果有机会当然愿意去延续，如果没有机会……”

“我还是享受当下我能当职业球员的状态。”